外文青年说｜一个外文社青年的“三观”

从今年五四青年节开始，外文出版社面向全社广大青年征稿，特推出“外文青年说”专栏，分享他们在翻译、出版等国际传播一线的成长故事与工作感悟。让我们透过文字，感受外文社青年的热忱与使命担当。

一个外文社青年的“三观”

日文编译部 黄璐

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：“把握国际形势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、大局观、角色观。”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近两年间，我感受到这“三观”在外译工作中同样重要，下面借此谈谈我的思考。

作为一名外文出版社的翻译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工作立足于新时代。新时代要求通过“翻译中国”讲好中国故事，用外文说明新时代的中国，新时代的译者更需要具备高度的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。在我国的时政话语中，有不少高度凝练的政策术语和文化负载词，对外国读者而言较难理解。在实习期，我倾向于先拆解、简化这类表述再进行翻译，认为这样才能贴近读者。专家指正，这种方式有曲解政策的危险，也消解了中国特色，无法让外国读者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，与我们的工作要求相悖。自此，我时刻谨记“忠实原文”的工作原则。

正确的历史观也意味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原文和译文。一些重要概念在刚出现时，未必有相应的系统性阐述，概念自身也在不断地充实、发展。因此，重要概念的外译不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译者需要根据概念的历史流变、概念相关认识的深化、外国受众对于概念的接受情况，适时地进行调整。比如，随着外国受众越来越熟悉“一带一路”，现在的译法一般不再附注。回顾社里已经出版的日文版书籍，可以发现不少译法在不断改进，这正是前人不懈地深化理论认识、提高翻译水平的成果。

做好外译工作需要正确的大局观。在社领导的鼓励下，我参加了一些研讨活动，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外文出版社的外译工作是国际传播大局的一环，能在概念解读、翻译的层面为其他外宣主体提供参考，图书这一载体的特性更要求我们的译文经得起推敲。同时，其他外宣主体的工作也能为我们的翻译带来新的启发。从全局的角度看自己的工作，增强了责任感，也打开了思路。

往小了说，我的工作质量关乎翻译全流程这个“大局”的工作效率和成果，不能出于依赖心理，在初翻时把检索信息、检查词汇语法、标注译法出处等步骤往后推，也不能有侥幸心理，想着译稿已经核定就在校对环节敷衍了事。

一个称职的外文出版社译者还需要有正确的角色观。入职之初，我认为“融通中外”就是要多关注目标语的表达习惯。某海外智库曾批评我国时政话语中“基因”的相关表述，认为用生物学概念阐述我国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有种族歧视之嫌。为避免误解，我在工作中把“基因”换成了“历史传统”，但本国及外籍专家一致认为应当忠实地译出这一隐喻。针对我的疑虑，专家们表示，对于完整阅读上下文的外国读者而言，用“基因”隐喻“历史传统”并不难理解，这也是日语和其他外语的不同之处。

随着工作经验增多，我日益深刻地意识到“外译”不是“为外”翻译，而是以“我”为主的对外翻译。这个“我”是我国，意味着需要坚定政治立场；这个“我”也是我社，其他外宣主体能用的表述，我们未必能用。另外，听到一些断章取义的杂音就“避嫌”，无异于自断手脚。译文的传播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词句，外宣工作更不会“毕其功于翻译”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发觉所谓“我的思考”，只是粗略地罗列了专家和前辈们的工作经验。我能平顺地完成一项项工作，时而冒出一些小巧思，都是因为无数前人在过往七十余载里积累的智慧在托举着我。一代代青年的才华凝结在译著中，陪伴着我的迷茫，催着我进步，这样的时光，我很珍惜。

本专栏长期开设，欢迎广大青年积极投稿，期待更多青春故事在此汇聚。